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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ar 11, 2010 - 1 minute read - Comments

从选优法说起

小学的时候学奥数,作为常识,知道中国有个大数学家叫华罗庚,教出个徒弟叫陈景润。陈景润解决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问题之一——哥德巴赫猜想——的一个弱形式,证任意一个大偶数可以分解为一个素数和两个素数乘积之和(比较拗口哦,这个是俗称的1+2的完整形态)。好伟大好伟大哦。华罗庚作为陈景润的师傅,有什么成就呢?据说有个“选优法”,但是“选优法”是啥东西,就语焉不详了。当时年纪小,1+2都看不懂,何况选优法呢。这个问题就被搁下了。

到了高中,翻了翻闽嗣**鹤和严士健的《初等数论》,大概知道了数论是怎么回事。同时,家里有本60-70年代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(这本书可真是本宝书,很多那个时候社会的问题都能在书里看到,后面一一阐述),上面写了“选优法”的过程和应用。小时候的疑问就再次出现——华罗庚怎么能教出陈景润呢?

这里没有批评的问题,只是怀疑。首先是领域问题,哥德巴赫猜想属于数论领域的问题,而选优法属于运筹和博弈领域的问题。这两个领域互不相关,也没有什么交集的地方(当然,硬说有其实也有)。一个学运筹和博弈的老师是如何教出一个学数论的徒弟的呢?其次是“选优法”这个东西,从纯数学来说太不严肃了,最多只是属于应用数学上的东西。而且太过幼稚,一个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可以轻易建模解决这类问题,又何必专门提出来作为一个成就呢?再者,最严重的,如果师傅的成就只有这么一个勉强可以说是应用数学的东西,他如何能带出一个纯数学领域最顶尖的弟子呢?

我曾经找过一本华罗庚传,写的是很动人,然而对华罗庚一生的数学成就介绍很少。说是励志小说勉强可以,但是说用来纪念华罗庚就太过搞笑了。丢番图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墓志铭?什么都没有,就是一个丢番图方程。这本书虽然说了华罗庚的生和死,然而却也无法解答我的这个问题。今天我终于看到了答案,不由悚然一惊。(http://www.chinagfw.org/2010/03/blog-post_7628.html)墙内需翻墙,因此我摘抄整理如下:

在1968年,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在党代会上发表了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》,在该报告中,他指称74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为叛徒,叛徒嫌疑,特务,特嫌,国特,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,里通外国分子等,占159名政协常委会委员的47%。建筑学家梁思成、生物学家童弟周、桥梁专家茅以升相继被打倒。但华罗庚却幸免于难。在数学家群体当中,他是最风光的一个,他是中国数学界的泰斗,中科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,他很聪明,用一个在理论数学上毫无学术价值的“优选法”,来证明自己“贴近工农”,并在文革时期赴全国十八个省份讲演做专题报告,而其它的数学家此时大多在牛棚里度过余生。

这个当时在全国算是最走运的一个数学家华罗庚,生活是怎样的呢?五零年以后,他再也没有能发表出有份量的成果。是条件不够好吗?从纵向比,抗日时期,他在西南联大,物资极度紧张,住在猪圈旁边,他依然可硕果累累。可五零年以后,生活条件好转,可他却出不了成果了。从横向比,被他指责为“贪图享乐不回国”的同龄人,大数学家陈省身,在国外屡屡突破,一举获得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沃尔夫奖,退休后衣锦还乡到南开大学享福去了。

华罗庚五零年,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,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:“良园虽好,却非久居之地”,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。十年后,他黯然对夫人说:“我想自杀。”消息传出,又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。他没有精力再搞研究,因为他的同事处心积虑地揭发他,批判他。他二十年的手稿被红卫兵抄家后付之一炬。他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数论研究,放弃了自己的天赋,去搞应用数学和爱国主义教育。统筹法让他摆脱了“脱离群众、脱离工农”的口诛笔伐,使他获得全国巡回演讲的殊荣。可他自己知道这东西的生命力,文革以后,再也没有人用。他在海外的名声为他赢得了待遇,因为他是统战对象,是模范表率,所以要照顾他。可是其它人就不是了。他的儿子,一家四口人,住十四平方米屋子。他最得意的徒弟陈景润,住四人七平方米一间的宿舍。清华大学文革委员会主任迟群不断关心他的生活,陈景润成名之后,迟群不遗余力地动员他积极展开批判华罗庚的工作。华罗庚的优选法在辽宁省做成果展示时,主持辽宁党政军工作的毛远新(毛泽东侄子)对这位天才数学家高屋建瓴地指出:“优选法的‘最优’是不可能存在的,最优这一提法不科学,不符合马列主义,最多只能称为较优。”于是华罗庚只好带领他的弟子们连夜加班,将展示板里的“最优”统统改成了“较优”。

这就是在国内待遇最好的数学家的遭遇。

从逻辑上说,我认为这篇材料没有胡乱编造,至少在选优法这个问题上没有。因为这篇材料能够完整的解答关于“选优法”的三个疑惑。为什么博弈领域的师傅教出数论领域的徒弟,为什么名气如此大的一个人,其成就却如此儿戏。为什么如此儿戏的成就,又被如此着重看待。因为这个师傅根本不涉入运筹和博弈领域,根本是个搞数论的。因为这个成就根本无法被称为成就,只能被称为耻辱,和钱学森的亩产万斤并列。

下面我们回过头来,再说说那本60-70年代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。这本书很有意思。有意思在哪里呢?这本书理论上是本科学技术的普及教育书籍。什么叫理论上呢?所谓理论上,就是书的封面是毛泽东语录,封底是“打倒奸工内贼刘少奇”(熟悉历史的凭这句话大概就知道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了)。介绍的内容无一是普及科学的,都是讲如何生产和如何务农的。问题的开头都是一个工人或者农民向一个反动学术权威请教,权威如何如何。于是这个工人/农民奋发图强,解决了以下问题blahblahblah。要是工人农民个个都能解决问题,那还要反动学术权威干嘛?我同期还拿到了一本美国版本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,当然是中文版。封面写着高中版,于是大部分内容我就真的看不懂——同时60-70年代那本写着成人版。我现在记得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讨论基础科学领域——例如我记得的一点——神经结构,神经信号传递,信号处理和模式学习。

对于大多数中国孩子,应该都听过一句话——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。其实说这句话的人,自己都未必相信这句话——就像我们高喊共产主义永垂不朽的时候一样。现在要走遍天下,你需要的是背景,英语,厚黑学,而不是数学,语文,物理化。在中国,技术和知识从来不被重视——至少没有像权力和意识形态那样被重视。我们的程序员可以在4天内仿制出一个国外的成熟应用——当然这也不全是好事——然而我们的权力机关可以在4分钟内让你关门。我们的大学生可以在两小时内解出一份漂亮的答案,然而却无法在两个月内设计构造出一个成熟的产品。我们的学术论文是可以网上抄的,我们的核心刊物是可以花钱刊的。人家最聪明的人都从事医学,数学,法律和金融,我们最聪明的人都从事公务员。我们的产品充斥着山寨和抄袭,我们的GDP来自水泥和血汗。

这就是知识在中国的待遇。